司马迁如是说：“（帝舜）东巡狩，至于岱宗......遂见东方君长......同律度量衡......”虽然，这些内容属于后人的追溯，却表明了中国使用度量衡的历史悠久。

舜到东方巡视时，商讨包括度量衡在内的一些问题。后来的秦始皇也做了此事，一统六国后，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书，为了迅速执行这一制度，还将诏令刻在量器和衡器上。

度、量、衡就是指三个物理量：长度、容量和重量。

禹治水患时，“身为度，称以出”，上古时期，人身体的某个部位成了度量衡的标准，如“布手知尺”，现在一样也会以掌来粗略计算某物的长度。

中国是农业立国的，所以，很早就出现量器，也是用人身体的某个部位计量，如“溢”，是指一只手可以盛，不过，最初的基本容量的单位是“掬”，两手合盛，“掬”同“升”。

关于“衡”，古时的称呼就比较复杂了，宋代起借用长度中的“分、厘、毫”名称，一直沿用至清代，少有改动。

看文献时，涉及重量单位时，要注意唐、宋两代的“分”，因为它们所说的“重量”完全不同。唐时的“分”有确定的重量，两钱半，而宋以后的“分”，是十退单位，十厘为一分。

按照古书的说法，黄帝创立了度、量、衡、里、亩五个量。不过，有信物为证的，是出土于大地湾遗址的一组陶质量具，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量器。

按照自然盛放谷物的容积计算，条形盘大概为264.3立方厘米，铲形抄约为2650.7立方厘米，深腹罐的容积约为26082.1立方厘米，都是十倍的递增。另外出土的骨匕和铲形器大多可见等距离圆点状的钻窝刻度，内里还涂有红色颜料，应该就是测量长度之用。

这些文物表明，中国在大约5000年前，就掌握了计量的基础方法。还有研究者说，8000多年前的贾湖骨笛，应该就是个计量工具，是最原始的圭尺，用来测量日影和节气的。并指出，若没有精准的计量工具制作工艺，该骨笛是无法吹出七声音阶的。

帝舜到东方巡视，也谈到了音律的统一，可见，度量衡的发展，很早就已经涵盖了中国的各个方面。商周时期，已经有专门负责度量衡标准与管理的官职。不过，能形成制度，却是在秦始皇完成一统大业之后，这个制度在汉代进一步改进完善，并将其写进了典籍，历代都会在制订本朝度量衡和计时单位时，翻出来好好探究一番。

这里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古代的计量技术。

台湾故宫博物馆保存的新莽铜嘉量，将度量衡这三个单位非常巧妙地组合于一个器物之上，器型有斛、斗、升、合、龠五个量，工艺相当复杂，采用的圆周率是3.1547。斛为主体，斗为圈足，左右耳分别为升与合，下为龠。每个量都有详细的分铭，记着各个器物的大小和容积。

在100多座春秋战国的楚墓中，有一样随葬品无法让人忽视，那就是：天平和砝码，用来称量黄金货币，最小的砝码只有0.2克，当时称量的精度可以达到16毫克。更厉害的则是用“音频”来定长度。

西汉末年，经学家刘歆开始了试验，以“黍”来定度量衡的标准。他选择中等大小的“黍”90粒，横着排得到黄钟律管的长度—9寸，而律管的容积差不多是1200粒黍，这和一龠的容积一致，1200粒黍的重量大概为12铢，24铢就是一两。

单靠自然作物“黍”，就定出了一套度量衡之间的参量公式。自此，中国古代的计量可以直接度量衡，也可以用“律”来校验“量衡”。这个公式已经经过大量的理论推算和检验，在一定误差范围内可以复现，按照现代的物理学原理来解读，是完全可行的。

在生产实践中发展起的度量衡，在古代大量科学家的实践中，得到了不断完善改进。南朝数学家祖冲之在反复运算后，得出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的圆周率3.1415926-3.1415927，他用这个数据去校核新莽铜嘉量，毫不客气指出了：设计者的数学实在“粗疏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宋朝，那时有太多的天文学家、数学家、音律家，甚至，包括很多显贵们都埋头于当时的计量器具，司马光和范镇书信讨论是“律生度”还是“度生律”长达30年，沈括还著书《浮漏仪》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商贸活动的繁盛。

度量衡不仅仅是测量工具，它更反映了当时的科技和生产水平，也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。虽然，如今的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但是，先人们从自然规律中总结出来的度量衡技术，定会继续绽放它的光彩。